面对老板、控股股东“可以做能够做的一切，而被管理者只能忍受必须忍受的一切”的股权决定论，强调治理权威显然有助于克服其中的弊端
　　“米洛斯原则”所涉及的强权正当性，虽然发生在军事、政治领域，但是在话语权对比悬殊，而弱者认为正义在自己一边的情况下，显然具有普遍的意义，在企业活动中也是一样。当外资大量进入国内市场，民营经济渐成规模，国企完成改制之后，在企业内部发生的冲突，往往与“米洛斯原则”有关。在达娃之争中，达能靠控股权免去了娃哈哈方派出的董事长职务，已经有了比较典型的表现。在富士康“N连跳”中，富士康的老板在外界的压力下，虽然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员工的工资，但似乎心有不甘，准备将工厂迁出深圳。工资有所提高的员工对此很无奈。如果能在公司治理中通过体现“米洛斯原则”，从而将利益冲突解决在企业内部，谋求共赢，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。
　　“米洛斯原则”再现
　　如果说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在股权基础之上的，那么公司治理的提出，就包括对以股东为中心这一“定势”的校正，从而体现“米洛斯原则”。从全总向基层工会提出要求，积极构建工资集体协商制度；到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件，督促国企落实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，都在体现这种趋向。因此，作为企业的创办者、控股股东代表的企业家，必须学会“受缚于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”。
　　一段时期以来，资本在各种游戏规则中表现出的强势，日益为人们所诟病。包括“二股东”在内的相对弱势主体，即使认为“大股东”及其代表侵害了自己的利益，在决策中也很无奈。一般认为，当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了50%，拥有绝对控股权时，如果不是关联交易，反对票根本没有用；而要证明关联交易的不正当性，十分困难。
　　治理权威的“异化”
　　从米洛斯人被武力征服来看，要想使“米洛斯原则”在实践中得到体现，仅仅靠弱者向强势者据理力争是不行的，好在现代企业制度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，即公司治理制度和机制的建立。公司治理在防止公司败德行为的基础上，也应当致力于每一种相关主体利益的都能得到合理的保障，让企业家“受缚于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”
　　“受缚于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”在这里指的是治理权威的“异化”。应当承认，老板或者控股股东是企业的主要创办者或者所有人，公司治理也是在落实或者符合他们意愿的情况下才得以形成的。换句话说，公司治理离不开他们的呵护。但是，当公司治理的制度和机制形成之后，就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人格，反过来要求创办者、所有人和呵护者接受其制约，老板或者控股股东也不能例外。不承认治理的权威性，公司治理就没有存在的意义。其实，公司治理的运行所依据的制度、机制和原则都建立在老板、利益相关者共同的认识基础之上，事前需要每个主体“知彼”，同时做出“克己”的承诺，不应该朝三暮四、言行不一。
　　治理权威是与经营决策中的股权民主相对而言的。治理权威不能取代这种股权民主，但是它可以对这种游戏规则施加积极的影响，比如事前沟通、事后采取补救、纠错措施等等，以兼顾弱者利益，即使对弱势个体，也表示足够的尊重，以体现“米洛斯原则”。相比较而言，经营决策中正当性的证明以股权多少、实力强弱为标准，那是一种股权决定论；而治理权威则不同，要求相关主体在处理问题时，即使你处于强势，也要兼顾弱者利益，可以视之为公平决定论、社会责任决定论。面对老板、控股股东“可以做能够做的一切，而被管理者只能忍受必须忍受的一切”的股权决定论，强调治理权威显然有助于克服其中的弊端。
　　治理权威的“异化”告诉我们，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，企业的“自我”和企业家的“自我”都需要重新定位。无论老板或者控股股东是否愿意，治理权威的确立正在逐渐上升到法律层面，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。
　　自我限权给弱者出路
　　正如“人创造了上帝，但是上帝却来束缚人类”一样，既然我们要“受缚于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”，那么老板或者控股股东就应当做有限老板、有限股东。即将自己的权力限定在一个恰当的范围，从“我的地盘我做主”的惯性中走出来。“老子天下第一”毕竟只是一种幻觉，在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面前，努力实现相关主体的共赢才是上策。
　　“有限老板”在本质上是企业家的自我限制，一方面是反求诸己，另一方面是对集体力量的凝聚。河北大名县县委书记王晓桦上任后，拿自己享有的用人权开刀，自觉限制自己的用人权。除了公开承诺，还连续出台了10份文件变更干部任用制度，甚至专门制定出《大名县委书记用人行为规范》，明确提出县委书记“不临时提出调整干部动议”等规定。这种对县委书记享有的重要权力的“剥夺”，是典型的“自我限权”。不过这是对个人话语权的限制，无损于组织的用人机制。同样的道理，老板或者大股东自觉限制基于所持股份的派生权力，无损于企业的经营自主权，而是把这种自主权从老板手里还给企业整体。
　　如果说自我限权好比“坐在椅子上把自己举起来”那样困难，那么发挥公司治理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。公司治理在处理公司败德行为的同时，通过受理质疑，介入调查，对职务侵占是一种预防，对合法行为则是一种保护，在相互对立的主体之间也可以起到平衡作用。比如在ST重庆实业董事会出现反对票，股东矛盾一度激化时，二股东完全可以因大股东涉嫌“严重侵害重庆实业非控股股东的利益”，提请公司治理机制展开调查；公司治理机制也可以主动开展工作，这要比控股股东自证清白、强行通过议案，效果要好得多。
　　为了防止老板或者控股股东操纵公司治理机制，公司治理的主要负责人可以由非控股股东出任；同时要求老板或者控股股东遵守规则，自己确定的概念自己必须遵守，对类似于“米洛斯原则”的公平、公正精神身体力行。同时，老板或者控股股东也应当学会妥协，在一个议案被强行通过与适当妥协之间进行权衡。协商和妥协固然会产生成本；但是与议案被强行通过后，内部冲突外化、对企业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相比较，如果后者的损失更大，那么，“受缚于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”无疑是一个明智之举。
　　公司治理权威的确立，当然要以社会法治力量为支撑。即使老板或者控股股东掌握真理，也要给弱者以出路。涉及到被管理者根本利益的事项，必须经过被管理者同意。对弱者利益造成的损失，应当给予适当的补偿。只有这样，控股股东及其代表的“有限老板”地位才能最终确定。
　　小贴士：“米洛斯原则”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军前谈判中提出的主张。公元前416年夏，具有海上霸主地位的雅典发动了“米洛斯岛远征”，在大军压境的城下之盟中，雅典给米洛斯人提供的选择是：或者屈服于雅典的统治，或者毁灭。米洛斯人说：“正义在我们这一边，绝不向你们投降。”雅典派出的代表说：“当今世界，强者可以做能够做的一切，而弱者只能忍受必须忍受的一切。”其隐含的逻辑是：武力并不追求道德上是对的。而米洛斯人最后答复：“我们不会为眼前利益而使我们生养安息已达700年之久的城邦丧失自由。”雅典后来虽然用武力征服了这座岛屿，但这次谈判却被认为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，首次涉及强权正当性的论辩。